当年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林毅夫专门将反驳文章寄给杨小凯，并收到了回应文章。杨小凯写下的批评中有这样一句话：“林文强调渐进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后来张维迎表示，“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

理论是否有道理，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有的要经受更长时间的检验。身处改革大潮中的我们普通读者，乐见学者们你来我往的学术争论。论争本身，构成中国改革的思想光谱，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独特的国家风景。

2014年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会议主办方原定将这场追思会办成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认为这个倡议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取得的成绩斐然但问题也同样尖锐的当下十分必要，就欣然应邀前往。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先做主旨发言，发言之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每个学者的研究，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的深厚友谊。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二十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的观点不同，我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有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一些给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第一，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第二，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张维迎

林毅夫

其实，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关于第二点，我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我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我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