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共同利益“决不是把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与个人利益形成一种对抗”，相反，它首先要“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实之中存在着”。[5]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不能将其利益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反过来，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同样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或是事件中，人民群众不仅是亲历者、见证者，还是贡献者。在国家遇

到危难之时，全国上下响应党的号召，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中国人民在国家面临灾难时“义利权衡”之后的抉择，彰显出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的“大义”情怀。

(三)坚持合作共赢、休戚与共

“义利相兼，先义后利”是中国当代义利观的新诠释。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6]充分展现了我国在面对全球性事件时的中国态度。在其他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中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以及派遣专家组，分享经验。召开一系列加强国家间合作的外交会议，从而为经济发展不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带动其发展。这一系列做法都充分体现了我们所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国家义利观的“正确性”。

中国当代义利观，是以中国传统义利观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形成的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义利观。在这一“义利观”的指导下，习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7]基于此，我国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等。中国所秉持的义利观，中国的大国担当，不会因国际风云的变幻不定而动摇，更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得与失而改变。从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切实感受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1]习近平.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人民网,2013-10-2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20-2-24, kC6Hd_dXW2s3w.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刘希良.筑牢疫情防控的命运共同体意识[N].湖南日报,2020-03-01.

[7]王毅.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EB/OL].新华网,2017-1-10,

“义利之辨”从中国古代便已出现，存续至今。经历了几千年的争论，但“重义”始终保持着其主流地位，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但中国传统义利观作为一定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在真理与道义方面处于制高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为此，我们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中国发展，并且形成了诸多推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于此，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发展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才能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一、中国当代义利观的内涵中国当代义利观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义利之辨”所形成的关于“义”和“利”的关系的新看法。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扬弃中形成的。“正确义利观”习总书记在2013年3月出访非洲时首次提出的，同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找到国家间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做到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一些学者也对“正确义利观”进行了更加具体的阐述，指出正确义利观是国与国交往，尤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与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坚持着“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原则。“正确义利观”作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下的产物，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活化创新于当下中国实践，其提出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鲜明特征。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民秉持的大义，即不仅仅是维护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大义，还包括维护全人类进步事业的人间大义。所秉持的利，是摒弃“零和博弈”，实现双赢而获得的合乎情理的利。二、中国当代义利观的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根”和“魂”，俨然成了本民族的精神命脉。为此，在时代的发展与激荡中，要时刻保护好自己的命脉。同时，也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辩证看待“义”和“利”的关系，这样才能在文化发展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形成中国当代的正确义利观。(一)中国传统义利观是中国当代义利观的基础义利观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存续至今的“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义利观形成的思想本源。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义利之辨”一度推向了高潮。儒家坚持重义轻利，法家提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观点，即重利轻义，墨家主张义利并重以及道家注重义利并轻等。在这些观点的激荡中，儒家所秉持的义利观被广泛接受，成为影响后世对义利关系看法的主要观点。为此，对此后的义利观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无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极端性和历史局限性。(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义利观的形成具有指导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是站在“道义制高点”的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指导思想是“人本思想”。首先，在物质利益的问题上，“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是马克思严厉地批判统治者的特权，坚决捍卫人民的利益第一次展现。其次，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明了保障个人合法利益的合理性。他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且又提到：“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身生存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这就表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仅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最后，马克思同样注重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马克思在他的毕业论文中曾写道：“如果我们做出的职业选择是从为人类谋福利出发的，那么，无论什么重担都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在为大家而献身。”[3]由此可见，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站在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立场。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义利观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启发的，同时也有力证明了它是具有一定的道义高度的。三、中国当代义利观的实践(一)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主要区别之一，也是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群众史观理论的体现。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上，即一切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4]因此，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俨然成为成功应对事关中国命运事件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应该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即一切为了人民，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时刻关注，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上可知，我党坚定不移的站在人民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共同利益“决不是把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与个人利益形成一种对抗”，相反，它首先要“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实之中存在着”。[5]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不能将其利益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反过来，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同样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或是事件中，人民群众不仅是亲历者、见证者，还是贡献者。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全国上下响应党的号召，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中国人民在国家面临灾难时“义利权衡”之后的抉择，彰显出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的“大义”情怀。(三)坚持合作共赢、休戚与共“义利相兼，先义后利”是中国当代义利观的新诠释。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6]充分展现了我国在面对全球性事件时的中国态度。在其他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中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以及派遣专家组，分享经验。召开一系列加强国家间合作的外交会议，从而为经济发展不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带动其发展。这一系列做法都充分体现了我们所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国家义利观的“正确性”。中国当代义利观，是以中国传统义利观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形成的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义利观。在这一“义利观”的指导下，习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7]基于此，我国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等。中国所秉持的义利观，中国的大国担当，不会因国际风云的变幻不定而动摇，更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得与失而改变。从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切实感受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参考文献：[1]习近平.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人民网,2013-10-2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20-2-24, kC6Hd_dXW2s3w.[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刘希良.筑牢疫情防控的命运共同体意识[N].湖南日报,2020-03-01.[7]王毅.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EB/OL].新华网,201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