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电视研究3.0的新时期

王瀚东

就电视研究而言，“电视是什么”的问题与理解电视的方法实际上相互关联。“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y）≠“研究电视”（?studying?television），虽然从电视技术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研究电视的存在，然而，“电视研究”成为一个在学术领域被频频提及的术语，在世界范围内是20世纪80年代以近的事情，其主要意义并非术语上的创新，而更多体现于“机构建制”层面。例如，在学科的归属上，它平行于“电影研究”，从属于“传播研究”，常常被界定为“社会科学”、“大众传播学”或文化研究，这样为研究电视的学者们安身立命，贴上了身份标签，找到了专业归宿。2000年，第一个以“电视研究”命名的英文学术期刊开始发行。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所大学建立“电视研究系”（Department?of?Television?Studies），但不可否认，这一术语的提出的确隐约表明了一个“学术领域”（academic?field），甚至一个“学科”（discipline）的出现。在英美大学中，这是继“电影研究”机构化之后的又一新的学术安排，完成了从“研究电视”到“电视研究”的体制化转身。

作为术语的“电视研究”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层面。

首先，它属于对电视技术吟唱的赞歌系列。在对现代科学技术持有乐观主义的人看来，和人类一切的科学技术发明一样，电视是20世纪上帝的最大馈赠之一，它使影像的即时呈现和远距传播成为可能，并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此认识上形成一种可称为“礼物观”指导下的电视研究。以电视技术重要发明者之一德佛莱斯特为例，他相信“广播电视所带来的这种新的休闲方式，这种备受欢迎、倍加智慧运用的娱乐、文化和教育的礼物，最终将使生活焕然一新，将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新的态度。”?德佛莱斯特1942年的言论表明，在一批很早便看好电视的科技、文化、政治、商业的精英之中，不乏有人在冥思电视的社会文化地位，冥思与电视相关的诸多可能性和问题。到1960年代，麦克卢汉在考察电子媒介、主要是广播电视传播现象的基础上，形成“媒介是人的延伸”的传播显学。“媒介即讯息”的理解风靡一时，麦克卢汉成为电视研究、媒介研究的“先知哲人”，不过他的主要思想仍然没有脱离德佛莱斯特的基本观点，即：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的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在人们的交往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模式和变化，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但不幸的是，早期的“科技赞歌”和“礼物观”深深扎根于电视研究，并成为它的痼疾或——中性地说——基因，以至于当代电视研究似乎难以摆脱科学宏大叙事的空洞和技术喋喋不休的重复。麦克卢汉“决定”的那些命题和隐喻，一有风吹草动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今天的电视研究已经离不开对于数字电视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互动的迷恋。电视研究正不断形成同数字化技术时代“平行”发展、变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趋势。

其次，电视研究是大众媒介频繁使用的一个批评性词汇，电视研究者往往也是电视的社会批评者，主要由社会的“卫道士”群体组成，它的背后支撑的动机是对电视这个“坏媒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深刻担忧、强烈恐惧和广泛抵制。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社会围绕商业电视节目大量呈现的暴力内容及其产生的负面社会效果、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恶劣影响，构成了电视研究新一轮的浪潮。总体上这是一个基于“社会问题观”的电视研究聚焦。电视对个人行为态度的呈现效果被当成社会问题研究，电视既具有它自身的特质，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为我们研究电视提供了不少帮助，“电视研究”中很多著名的实验和名词术语都是得益于这个大的根基。这一时期的研究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关于电影对少年儿童影响的经验主义调查方式。“社会问题观”的电视研究，一方面仍然是单一视角的、以社会影响为切入点，聚集了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民间团体的、媒体的等各界社会力量人士，因而也非纯粹意义上的电视研究甚或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例如施拉姆、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都为理解和研究电视提供信息、数据和研究方法，使电视不再简单的是一个物体、一个话题、或一个学术性的素材，而是一个研究的焦点，吸引了各个领域学者的注意力。针对各种电视现象的诸多专门性课题或是从一种“填补空白”的需要开始，或是以斩获新的分析视角而收工。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以人文学科为研究基础的批判学者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节目时，通常都是本着“补充”社会心理学早期分析的心态，而社会心理学的自身“拓展”，则可能仅仅把具体细微的电视效果研究“扩大”到对更广泛电视社会效应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