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

本文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根据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2018年4月12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来源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官网。

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或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我国政策研究部门、智库、高校得到高度重视。毋庸置疑，这一研究领域得以推动，获益于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所产生的政策需要。这一领域的政策研究需要有力的智力支持、学术支撑和雄厚的学科基础，而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则必然落到相关高等院校肩上。

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归纳起来，这个学科基础也许可以分为四个维度:(一)空间维度，包括地理、环境、领土、网络等按照地域和空间划分的维度;(二)历史维度，即基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维度;(三)文化维度，包含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四)社会维度，包含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显而易见，这些维度同各个相关学科一样，是相互交融、难以截然划分的。第一个维度需要自然科学学者的参与，历史学者、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则分别集中于后三个维度。

我本人的学科归属是国际政治或称国际关系(我更愿意称之为“世界政治”)，属于政治学范畴。就连政治学，我也只是一知半解，遑论其他学科的知识。不过，因曾经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职，需要在所内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有一些体会，在此愿与同行交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之后，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提出过建立“美国学”、“日本学”、“非洲学”等学科的主张。其实，在英语中，“美国学”就是美国问题研究(American studies),在美国也不算一门学科(discipline)。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American studies更多涉及的是族群(如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多元文化、性别等问题，而非当代政治、经济、外交热点。这同中国的美国研究的主要焦点相差甚远，也同我们今天要大力促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要关注有相当大的距离。海外“汉学家”(Sinologists)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等)，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美国专家的主要着眼点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距离。

在中国的美国问题专业研究队伍里，出头露面很多、话语权较大的，多数是研究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外交及中美关系的学者。但是要真正了解美国，就必须要有一些“跨界”的知识，起码要知晓亨利·朗费罗、马克·吐温、马丁·路德·金等名人，知道美国国歌是《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ner)而非《星条旗永不落》，最好还能欣赏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和优秀的好莱坞电影，也应当和一些美国朋友有长期的个人交往。我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时，向专攻美国文化、宗教、社会问题的同事学到了很多“横向”的知识。美国研究所主管的《美国研究》，也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但毕竟我的专长是美国外交，它的学科基础应当是国际政治、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等等，而不是“美国学”。换言之，我个人的研究应当从学科的“纵向”深挖，立足于政治学基础知识，同时争取了解更多“横向”的知识，包括美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也包括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以及全球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