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建投)2020年度“JIC讲堂”在建投书局首期开讲。讲堂上，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以“全球经济新动能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为现场和在线观看直播的各界观众，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并解读了我国正在推动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跃生教授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方针。良好的国内经济循环意味着良好的自主技术、自主研发、自主产业链和内部市场，这将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王跃生同时介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未来的国际经济循环，将是主动、平等、对等的可持续循环。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是当代世界经济循环的基本格局，它们是二战以后逐渐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构。根据王跃生的展示，在这个结构之中，美国位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内核，紧挨着美国的第二圈层是西欧、日本、加拿大这发达国家;第三圈是“亚洲四小龙”和一些其他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第四圈是亚洲当年的“四小虎”，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随后是中国;最外圈是更落后、更边缘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他们基本上仍是殖民地经济体系，处在全球经济循环的最边缘地带。王跃生介绍，在这个“中心-外围”结构下，一共发生了五次全球国际产业大转移。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就是在这种国际产业大转移当中逐渐形成的。90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世界第五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产业转移，大约在21世纪初转移完成。加入WTO以后，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成为了世界工厂。随着经济和产业不断进步，中国的全球分工和产业链地位也不断上升。“所以中国总体上是这种全球‘中心-外围’经济结构的受益者。”王跃生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实现了整个的工业化。”“中心”和“外围”经济均出现问题王跃生介绍，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此后的欧债危机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虽然本来是有效的，但现在发展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在中心国家也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跟这个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导致社会撕裂。”王跃生表示，“而外围国家想要维持循环，必须持续的维持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且随着成本上升而实现产业升级。否则就会导致低成本依赖和比较优势锁定，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折关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王跃生介绍，一方面，中国通过传统行业、低成本制造，以外需来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也走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年停滞的时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了几十年，目前面临一些比较难啃的骨头。这是中国经济长期的转型升级步入的状态。另外，当年的拉美新兴工业国，包括亚洲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均没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一个相对中等水平、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候，都没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些国家的体现。“谁说中国一定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人给你打这个保票，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努力。”王跃生表示，“我们是不是能够转型升级，但是经济转型恰恰又是最困难的。”未来的国际经济循环王跃生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未来的国际经济循环，将是主动、平等、对等的可持续循环。而对于这种主动、平等、对等的可持续循环，王跃生也有自己的解读。“未来的国际循环一定是平等的，有些技术是你给我，有些技术是我给你，我依靠你的一些技术，你也依靠我的一些技术，而不是我们被动、从属。”王跃生表示，“所以外循环是技术互换和市场互换，不是我们对它们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王跃生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银行欧盟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跃生教授近年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近著有《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趋势与对策》。“JIC讲堂”是中国建投集团以建投书局文化空间为前沿阵地，集合学界、业界多方智慧和力量打造的讲堂品牌。2020年，“JIC讲堂”推出科技投资系列，聚焦5G、芯片、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信息安全、智能汽车等多个领域，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人士，通过8场专题讲座，为观众阐述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如何为中国输送崭新的发展动能，研判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前沿趋势和投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