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当代政治学的语言视角与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始，西方学界的“后现代转向”蔚为大观，其中尤以语言转向最具代表性，最有冲击力，并对当代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意味着什么？语言视野下的政治学呈现何种新变化？政治学如何借助语言展开研究？

作为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

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掀起一股强劲的“后现代转向”思潮，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哲学的“方法论转向”、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相继出现，而“语言转向”则贯穿其中，推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之势波澜起伏。

“语言转向”在不同学科有不同表现。其中，哲学领域出现过两次语言转向：一是在20世纪初成就了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法国的语言哲学传统和德国的现象学传统；二是二战后以哈贝马斯和福柯为代表，语言成为认识事物的载体与手段。在历史学领域，19世纪以来实证史学或科学主义史学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流，直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历史语言为中心的新历史学，打破了这一格局。海登·怀特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告诉人们，语言是重返历史现场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效工具，甚至是历史现场的唯一存在。任何历史观念、制度与行为实践只能展示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不能超出历史语境。在文学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反语言逻辑的后维特根斯坦主义兴起，彻底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不仅仅是理性逻辑表达，而且有艺术、诗性、浪漫、想象、审美的功效。语言不再只是指代词与物的关系甚至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事实本身。这意味着，语言从物质的附属品地位中解放出来，为文化、精神与象征符号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米德一直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把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看作外在现象，以此观察和透视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但语言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利科的解释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为主流。关注日常语言，重视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中的对话，是当代社会学转向语言的显著特征。

政治学一直重视语言和修辞，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阿伦特等经典政治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有明确体现。在现实政治中，演说、游说、宣传、说服、谈判、沟通一直是政治场域中的重要组成，是制度制定与政策设计的前奏。

为何转向语言？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界得以发生并迅速普及？

首先，人所处的社会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亦是人类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符号痕迹，构成人群之间最大界分与最深区隔的制度规范。语言既是人群内部最有归属感与团结的纽带，也是造成误解及冲突的最大障碍。失去共同的语言基础，不可能实现权力渗透与制度落实。

其次，语言存在两个永恒争议值得深入探讨。一是语言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理性的逻辑表达？这两种表达代表不同的思维与态度。二是语言的诗性体、对话体和独白体的差异和分歧。

再次，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另一条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等都专题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及其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

最后，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对构成语言的语词、语义、语用和语法的分析和探讨是取之不尽、论之不竭的永恒话题。

政治学的语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