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196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代表理论有天下体系、旋涡模式、共在存在论等。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坏世界研究》《天下的当代性》《惠此中国》《四种分叉》《历史，山水，渔樵》等。外文著作有：Alles unter dem Himmel （《天下体系》，德国）；Tianxia, tout sous un même ciel（《天人之道》，法国）； Redefining A Philosophy for World Governance（《重新定义世界治理哲学》，英国）；Un Dieu ou tous les dieux （《一神或多神》，法国，与Le Pichon合著）；Du Ciel à la Terre（《天地之间》，法国，与 Debray合著）； All under Heaven（《天下》，美国，即出）。

作为一名高质量产出学术成果并为社会大量发声的学者，赵汀阳似乎在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这两者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以身处世外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质朴地以中国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给世界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认识。近日，记者就思想探究与学术人生、哲学如何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中西文化的互通交融、天下体系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家赵汀阳。

法国的跨界对话最为显著。个人印象，几乎所有学科的学者都有良好的哲学知识，而大多数哲学家都能很在行地谈论艺术或艺术史。我与两个法国学者合著过两本书，一本讨论“革命”，与哲学家、作家和媒介学家德布雷（R. Debray）合著，中文版名为《两面之辞》。“革命”这个题目本身就是跨学科的，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德布雷本人就是跨学科的，本行是哲学，也是革命理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过“火焰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星星之火”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他曾参加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的战斗，后来研究媒体、信息和宣传，提出媒介学理论。另一本讨论“一神论”，与人类学家乐比雄（A. Le Pichon）合著，中文版名为《一神论的影子》。乐比雄提出的“互观人类学”和“互观知识”是极具反思性的跨学科观点。我们的写作就是跨界对话。

相对缺少跨学科合作或对话的可能是中国学界，学术对话更多自限于“本专业”，且不说跨学科对话，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比如哲学）的各个课题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也不活跃。为什么需要跨学科合作？我想，基本理由是，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拆散分给各个学科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简单化的片面研究容易“出成果”，但那样的成果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一个学科提出的问题，其答案很可能在别的学科那里。比如说，经济问题的答案有可能在政治那里，政治问题的答案或许在文化那里，而文化问题的答案也可能在经济那里，诸如此类。我想可以这样理解，跨学科研究就是共同重新面对复杂事实，而跨学科对话要求的是不同专业之间的专业性对话，而不是放弃各自专业性的泛泛而论，如果放弃了专业性，就互相无所收获了。至于新媒体上那种就社会热门话题进行的“节目化”的跨界对话，我有点存疑，其意义似乎在于娱乐而不是对话。

是否需要加注，取决于论题。比如逻辑分析或博弈分析的论证性文章，重要的是分析和推理的正确性，就像逻辑或数学论文那样不需要很多注释；如果涉及历史材料，就会有很多注释，例如《惠此中国》和《历史，山水，渔樵》就都有数百个注释，只要愿意还可以加上更多的注释，但雷同的注释其实多余。另外，除了“原创的”思考，我认为有些“共同知识”也不需要注释。

注释的意义是什么？我想，首先是专利权，名字即专利。注释就是证明那是别人的话，不是偷的。但有些名言已经成为共同知识，就不需要注释，只需在文中写出作者名字，比如李白、杜甫的诗词名句，除非有特别需要。我在讨论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范畴”、海德格尔的“此在”或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等理论的时候，就只提名字而不加注。多余的注释相当于废话。其次，注释有助于求证来源的真实性，可以避免伪造，也方便读者检索。但同样，如果是成为共同知识的观点，标出作者名字就足够了。其实有个问题反而需要反思，且不说古人，属于现代哲学的笛卡尔、霍布斯、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蒯因、福柯、罗尔斯等人的文章或著作中（且不提文学化写作的尼采），多数只有少量注释，有的甚至没有注释，这需要惊奇吗？再举一个极端例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十分知名，作为历史类著作却很少加注释，这是奇怪现象吗？道理其实很简单：罗素这本哲学史并不是教材式的，而是评论式的，表达的是他对哲学史的独特理解。罗素需要为自己的独特看法加注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