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进入了变化速度持续加快的新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不确定性状态。直面社会变迁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对这些不确定性问题的考察与探索中，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且难以化解的社会问题：社会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虽然当代西方社会学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任危机做出了大量探索，也提出了很多化解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对策，但新形势下的社会信任危机不仅没有出现缓解，相反呈现更加严重的态势。因此，应当反思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和信任危机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学术研究。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探索

西方社会学自发生之日起就面临大量社会不确定性问题的困扰。然而，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以及帕森斯和霍曼斯等现代社会学家，并没有因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化、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等不确定性而退缩，相反持之以恒地深入分析和积极探索如何化解不确定性，力图建立和支持社会发展变迁的确定性。孔德把社会形成稳定秩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追求，斯宾塞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论述，涂尔干把社会学归结为关于制度的科学，韦伯对科层制的崇尚，帕森斯关于社会结构功能的论述，霍曼斯对群体交换利益原则的肯定，等等。这些思想理论都表达了对确定性的追求和对不确定性的否定。

在从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看来，社会不确定性是由社会生活的偶发因素或未能及时化解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社会非正常状态；而社会确定性则是植根社会本质联系、符合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稳定的正常状态。孔德认为，社会历史像天体运行一样，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必然性。涂尔干认为，社会现象千变万化，但规定着社会发展变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稳定的，它们作为社会制度具有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亦即不能任意改变的确定性。

现代西方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虽然这期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大量不确定性作为灭顶之灾向人类袭来，但在工业社会的最基本过程中，机器生产的程序、标准、组织、纪律和制度，精确地要求和有力地支持着工业社会运行规则与制度体系的确定性。因此，无论这个时期社会学遭遇了多少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但作为工业社会物质生产基础的确定性是不可改变的，现代社会学家们正是基于机器运转确定性不可动摇这个基本事实，坚定地肯定社会生活的确定性而努力地排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当工业社会依靠机器运转的规律性和制度体系的确定性而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人们为工业化进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信心十足之时，一个预想不到的重大变化发生了，即工业社会或机器生产的确定性遭遇了信息生产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并且这个挑战从生产领域不可阻挡地跃向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福山说：“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表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

福山把西方世界遭遇的变化概括为“大分裂”。这确实是西方社会学建立以来经历的一场空前深刻的西方社会大分裂，并且是从生产活动、经济运行到政治关系、文化价值和日常生活的全面分裂。这个判断似乎有些骇人听闻，但的确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分裂是相对于工业社会的集中生产、组织化管理、规则化行为、制度化控制和标准化模式等一系列确定性而言的。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工业社会的确定性遭遇了全面的挑战和冲击，原来相对稳定的确定性体系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裂变与瓦解，汹涌而至的不确定性给追求确定性的社会学提出了难以厘清的社会问题。

较早提出不确定性问题并开展深入论述的西方社会学家有吉登斯、贝克、鲍曼、卢曼和卡斯特等人，他们对席卷西方社会的不确定性问题有如下共识：不确定性已不是偶然性、突发性和非常态性的社会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常态性的社会变迁趋势；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不确定性的严重程度和蔓延态势；不确定性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领域广泛存在；不确定性滋生了大量难以用传统社会治理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